11月24日晚，首都师范大学方红教授应邀为校内外七十余名师生做了题为“从《交友论》著译策略看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”的学术报告。此次线上讲座由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院长黄立波教授主持。
方红教授首先从翻译文化史视阈切入，阐释了译者研究在翻译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。而后，方教授就关涉翻译伦理及其概念内涵的中外文献进行了综述式梳理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：价值决定伦理，而伦理又进一步决定着规范。也即，伦理是“知”与“行”间的桥梁。具体到对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活动的考察中，方教授认为，翻译认知决定着翻译主体对翻译价值的理解，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选取和译作的最终呈现。
接着，方教授以上述论述为背景，引出了利玛窦的《交友论》著译活动这一个案。据方教授介绍，《交友论》一书初稿为对话体，以拉丁文和中文成书，后改为语录体以中文刊行；而利玛窦在向欧洲耶稣会推介他以中文著译的《交友论》一书时，又将其译为意大利语。这一过程不但见证了《交友论》经由“译出”模式从欧洲进入中国，又由“译入”模式从中国重回欧洲的译介传播历程，也体现了该书在中外语境下所承载的双重文化角色。就著译缘起而言，《交友论》不仅是利玛窦对士大夫关于西方“友道”的好奇之问的回答，亦是其敏锐的文化感知力的体现，更是其传教之路的有效铺垫。著译策略方面，从选译内容来看，利玛窦有意选择了西方格言中与中国儒学交友观相契合的内容，并用儒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观念来阐释友道，体现了“西体中用”的思想。从译介策略来看，利玛窦一方面采用中国文人熟悉的对话及格言体，另一方面由表及里论述了个人友观及国家友观，以此补偿儒学友观的不足，力求宗教伦理及世俗伦理的辩证统一。综上，利玛窦的翻译意图在于借“友道之名”传“西学之实”，该意图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在于：将西方友道融入中国儒学伦理观。
最后，方教授从该个案出发，剖析了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。《交友论》一书的著译规划及其“译出”、“译入”传播模式体现了利玛窦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，利玛窦深知在中国不能以单纯的“传教士”身份直接宣讲福音，只有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，才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和接受。这就有必要对自己的传教意图进行一定程度的掩饰和包装，有必要在天主教义和儒家理论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利玛窦具有三重文化身份，即西方传教士、儒士和外来“他者”身份。一方面，利玛窦的复合型文化身份决定了《交友论》译介过程中的多重文化考虑：既坚守传教士的本职与初衷，欲借传播西学友观奠定传教事业的基础，还化身为“儒士”主动将西方友谊观融入中国传统伦理观，以此博取中国权贵文人的信任；另一方面，多重文化身份也使其身处中西两大文化传统之间，也要不可避免地徘徊于天儒之间，经历一番矛盾和挣扎，因此，从《交友论》到之后《天主实义》的著译策略变化，也见证了利玛窦多重身份影射下的文化翻译伦理观。
讲座后期，黄立波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。黄教授指出：方红教授从翻译史研究“以人为本”这一理念出发，先后介绍了利玛窦其人和其《交友论》著译，并在此基础上就相关现象进行了文化史意义上的阐释。该研究脉络清晰，个案分析细致深入，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照。最后，方红教授就线上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，并强调：在翻译史研究过程中，应当仔细考察相关副文本，以还原译本所处的历史语境。本研究中历史语境的还原即有赖于对《利玛窦书信集》及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等书的细读。同时，在研究对象的选取过程中，翻译研究者可以适当拓宽视野，不囿于对自身已掌握的语言相关的文本的考察，亦可在描写译学思想的指导下，就以其它语言译写而成的作品展开探索。
